学习隐蔽战线英雄事迹，缅怀隐蔽战线先辈英烈（一）

来源：（人民武装部） 时间：2021-04-13 浏览数：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还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大作用的隐蔽战线 。今年4月15日是第6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让我们共同学习隐蔽战线英雄事迹，缅怀隐蔽战线的先辈英烈们！

陈养山：被称为隐蔽战线的“福将”

    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漫长的情报生涯中默默奉献，未出现过任何闪失，被在隐蔽战线上战斗过的老同志称为“福将”。

    在恽代英影响下参加革命  

    陈养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中医。陈养山在本村小学读书期间，因家境贫寒，未毕业即被迫退学。1919年，他到汉口市一家钱庄当了学徒以贴补家用。　　

    1919年前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陈养山怀抱“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认真学习钱庄业务，并积极利用缝隙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使陈养山认识到反抗旧秩序的可能性和意义。1924年初，陈养山接触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革命理论吸引，遂与志同道合的店员组成学习小组。在学习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陈养山尤其喜欢恽代英的文章，就写信给恽代英，谈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与困惑。恽代英很快给陈养山寄了明信片，并约其到家中会面。对此，陈养山曾回忆说：“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从上午10时许，一直到下午4点钟，会谈持续了六七个小时”，“当时我提出一大堆问题，请教代英同志，他都作了耐心的解释”，“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中国革命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要建立苏联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到解放”。这次会谈深深地影响了陈养山，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其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此后，陈养山一直视恽代英为良师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同年10月，陈养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4月底，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南派陈养山送密信到上海团中央。从此，陈养山开始迈入革命生涯。

    掩护贺龙

    1925年5月，陈养山抵达上海，恽代英安排其担任团中央交通员，和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一起，参加了五卅运动。随后，团中央派陈养山赴武汉工作，因熟人太多，秘密工作不易开展，团中央又将其调回上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工作，担任发行科长。其时，广州的进步书刊多由海员工会会员秘密携带至上海，再从上海邮寄至全国各地。陈养山在同海员工会会员密切接触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为此后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6年春，组织上交代陈养山运送几枚炸弹到武汉中央军委。陈养山通过认识的海员，搭乘英国货轮，完成了任务。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冬，陈养山被调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做统战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养山在杭州难以立足，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接上关系后，被任命为法南区委宣传部长。1927年11月，贺龙秘密来到上海。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周恩来提议由陈养山承担掩护贺龙的任务。陈养山将贺龙、周逸群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里。1928年1月，陈养山又秘密安排贺龙等人奔赴湘西。多年以后，贺龙对陈养山的工作依然赞赏有加。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贺龙谈到情报工作重要性时说：南昌起义以后，我到了上海，就是通过特科，具体说是通过陈养山同志安排，把我隐蔽在上海后又秘密运送到洪湖的。我亲身体会到，你们的工作，再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在中央特科的特殊工作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当时，上海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陈养山完成掩护贺龙的任务后无法找到关系，只好回到浙江上虞。1928年春节后，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陈养山潜回上海，住在鲍君甫家，并在一家报馆谋生。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岁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事。1925年底，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认识，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陈养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将其译成日文，所获颇丰，两人遂成好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后，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甫是老乡，他邀请鲍君甫加入。鲍君甫心里很矛盾，既想为国民党做事，又不愿得罪共产党，他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诉陈养山。据陈养山回忆：1928年三四月间，鲍君甫告诉我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的总干事杨剑虹，要他当侦探，做破坏共产党的工作。鲍君甫想去国民党做官，又想靠拢共产党，问我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我考虑他是国民党左派，对我党有一定的同情，可以争取利用。于是，陈养山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鲍君甫建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相关情况。陈赓先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接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陈赓认为鲍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产党朋友融洽相处，可以作为内线。经过中共中央谨慎考虑，同意鲍君甫为党工作。为了方便陈赓工作，周恩来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派中共党员连德生作为鲍君甫的保镖。　　

    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鲍君甫颇得杨剑虹、陈立夫等人的信任。1928年七八月，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10月，鲍君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鲍君甫与中央特科密切合作，在铲除叛徒、保卫党的机关和营救被捕同志中起到很大作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作了气节教育，并称：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鲍君甫入狱后，三缄其口，没有暴露共产党的秘密。　　中央特科对鲍君甫的工作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讲，这归功于中央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但陈养山凭借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党组织的责任感，向党中央提供材料和建议，也功不可没。

    辗转于天津、重庆等地开展秘密工作  

    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工作，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胡请求杨献珍为其助手，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月，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被捕。6月，中共中央命陈赓、陈养山赴天津营救被捕同志，并调查叛徒的情况。陈赓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住在交通旅社，半个月后两个人和杨献珍接上关系。陈赓和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久住惹人生疑，陈赓住进一所新出租的民房；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协力进行营救工作。一天清早，杨献珍在报纸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的消息，赶紧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果断撤离，并通知陈赓，避免了危险。杨献珍到北平找刘少白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不幸被捕，营救工作被迫停止。随后，陈赓、陈养山将工作重点转向清查叛徒。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和陈养山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住处、来往关系、活动规律，决定陈养山立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建议派打狗队镇压叛徒。半个月后，陈养山同中央派遣的“王老头”再赴天津。8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张克云被击毙。　　

    8月下旬，天津党组织有个姓鞠的党员和陈赓取得联系，陈养山与其住在一起。9月初，陈养山让老鞠去买报纸，本来只需十分钟，但天黑也没回来。陈赓到后，两人判断肯定出了问题，于是陈养山马上撤离。第二天，在天津同志处得知老鞠已经被捕。鉴于这种情况，陈赓和陈养山在天津已经很危险，决定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这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党在白区工作遭到破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停止工作。中央特科的干部也作了疏散，陈养山拟派往苏联学习。临行前，由于四川情报工作有所进展，陈养山被派往重庆。到重庆后，陈养山经过详细调查，得知四川工作基础很好，10月返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联系人邱吉夫同意派人去重庆，但经费无法解决，让陈养山等待。11月上旬，邱吉夫突然被捕。几经周折，12月中旬陈养山接上关系，与陈克寒同往四川。陈昌、陈养山和陈克寒接办四川实力派的新四川通讯社，以此为掩护，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经过数月努力，陈养山等人获得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的情报；军力配备及互相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重庆经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情报。1936年7月，陈养山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重要军政情报，在准备返回四川之际，中共中央决定陈养山到陕北学习。9月，陈养山抵达西安，中央决定陈养山在西安情报站从事参与联络西北军的工作。陈养山以西北文化日报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得到党中央较高的评价。　　

    1940年6月，陈养山回到延安，结束了16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间，陈养山辗转于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罗青长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诀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在晋绥做情报工作  

    回到延安后，陈养山担任中央社会部情报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42年2月，陈养山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通过学习，陈养山的理论水平得到提升。1944年底，中央情报部根据贺龙的提议，派陈养山担任晋绥军区调查局局长。　　1941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12月，晋绥边区成立情报委员会。晋绥军区情报处的任务是收集敌伪军事情报、战略情报和瓦解伪军。1942年6月，晋绥军区情报处扩大为调查局，1943年向敌占区城市派出18名情报骨干。1945年1月，晋绥军区调查局移交给中共晋绥分局领导。　　

    1945年1月，陈养山一行抵达晋绥调查局时，原正副局长已返回延安，大部分干部受“抢救运动”影响，正在接受审查，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由晋绥军区政治部锄奸部代管。陈养山全力投入到甄别工作。他强调：甄别工作关系到同志们的政治生命，以及调查局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要实事求是地做结论。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措施得当，晋绥调查局大部分干部重新走向工作岗位。陈养山随后着手充实调查局机构，设立干部科、交通科、研究室、书报科、总务科；恢复忻县、太原、阳曲、汾阳4个情报站，新建大青山情报处，在兴县、临县设立2个商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同时，派出23名基干情报干部到太原、北平、天津与地下情报关系联络，建立秘密交通点。晋绥调查局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急剧变化。1945年10月，晋绥边区召开情报侦察工作会议，李克农到会指出：晋绥边区的情报工作，要以蒋介石、阎锡山集团为主要侦察对象，加强发展城市内线工作，配合我军反击敌人的内战阴谋。针对晋绥情报工作机构分散的现状，陈养山征得边区公安局相关领导人的同意，向中共晋绥分局提议，合并调查局和公安局，加强情报工作的力量，统一领导，协同作战。晋绥分局赞同陈养山的提议，得到中央情报部批准后，晋绥调查局和公安局合并，成立公安总局。陈养山任副局长，1947年6月任局长。1949年3月，陈养山调任西北局社会部长。在陈养山领导下，晋绥情报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完成中央情报部收集敌方书刊的任务。敌方公开的报刊书籍，经过系统周密的分析，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抗日战争期间，晋绥调查局通过各种关系，订购日文报纸13种，中文报纸10种，以及大量日、中文书刊、杂志和年鉴。解放战争时期，平津工作站采购敌方报纸20多种，杂志30多种。这些报刊书籍源源不断送往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屡次表扬，称：“你们调查局，收集敌伪报纸，杂志书籍及各种年鉴等，对我们用处很大”；“特别在书报的收集上，对中央曾有很大帮助。”例如，国民党六届中委的派系分析，即根据日文年鉴写出。　　

    获取大量军事政治情报。1945年日军投降前，阎锡山与日军关系的内部情报；1946年3月28日，阎锡山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情报；阎锡山部军事部署、整编情况等均被我内线人员获得。解放战争期间，西安情报站提供了胡宗南军队机密电报密码；平津情报站提供有关第三军的重要情报，保障了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太原情报站在上党战役后获得阎锡山部整编情况和军事部署的情报；归绥情报站获得111师、158师、320师、骑兵13旅等主要部队的编制、装备、人事等重要情报。1948年，国民党接收平津大员“飞来派”和“地下派”之斗争情报，北平、天津、北宁铁路三个特别党部的人事及内部斗争情况，也为我内线人员获得。在绥远和平起义前后，蒋介石与12旅旅长鄂友三来往电报全部被我内线抄出；马鸿逵派代表与董其武密商董其武部向西撤退的内幕，以及蒋介石派特务破坏和谈的情报，和董其武部内部会议情况，均被我内线送到有关领导机关。　　

    1949年3月，陈养山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长，领导西北地区的情报工作。西安解放前夕，我情报人员获得胡宗南撤退的确切时间和方案、路线，及各军、师部署、番号、代号、驻地和装备的情报，并获得西安城区图、城防工事图等。我内线利用西安绥靖公署电台，同我电台秘密联络，发回有关胡宗南部队和国民党党务、特务上层人员活动机密情报90多份，对西安解放具有重大作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陈养山率领公安、情报人员进入西安，领导接收、社会治安和执行肃清匪特的任务，随后组建了公安局和西安市保卫委员会等机构，确定了公安保卫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49年10月1日，陈养山被邀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10月15日至11月1日，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会议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毛泽东、朱德到会讲了话。陈养山参加会议，积极总结保卫工作的经验，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陈养山担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9月，调任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南京市检察署检察长。在南京工作期间，陈养山审问并清查出国民党特务黄凯。　　

    经过多年磨砺，陈养山由初出茅庐的隐蔽战线的战士，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我党情报工作的领导者。陈养山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和情报战线广大工作人员努力息息相关。陈养山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李强：研制出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在李强91年的人生历程中，有70余年的岁月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在科研、军工生产、广播电讯和外经贸等领域都做了许多工作，是党内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李强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战线工作期间，研制出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为开创党领导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青年学生到职业革命家

    李强1905年9月生于江苏常熟，原名曾培洪，字幼范，“李强”是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时改用的名字，此后终身使用。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曾是举人，父亲亦为秀才，自小便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他到杭州就读宗文中学后，读到了《新青年》并深受启迪，对传统的旧礼教、旧思想产生愈发强烈的抗拒心理，对新文化运动宣扬的“民主”“科学”思想逐渐向往，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他的思想逐步发生积极变化。在写了一篇反对旧礼教的文章后，他被学校开除了。　　

    此后，李强先后就读于南洋路矿学校附中和大学部土木科，接受了较好的理工科知识教育，在校期间因大部分课程需英文授课，他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1924年5月，在南洋路矿学校担任中文教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叶楚伧派人同李强谈话，后介绍李强加入国民党。1925年3月，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病逝，各地纷纷举行追悼纪念活动。李强参加了在上海的追悼会，国民党右派悍然背弃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会场无理取闹，公然从中捣乱。李强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真实面目，与他的老师、国民党右派叶楚伧也渐行渐远最终决裂，叶楚伧登报声明把他的学生开除出国民党。　　

    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在恽代英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李强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他作为南洋路矿学校的代表，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6月，李强加入共青团，被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贺昌派到曹家渡从事青年工人运动，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他先后担任上海曹家渡、浦东、吴淞青年团部委书记。在李强等骨干的发动下，到1925年底时，曹家渡已有1200名团员。　　

    1926年2月，李强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回家乡发展组织，组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为迎接北伐军和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奔波于上海和常熟之间。7月，中共上海区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急需军火、炸药，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把研制火药的任务交给李强，要求他为发动起义做好准备。李强接受任务后，买来石炭酸、硝酸和硫酸等，并把这些材料按一定比例混合，自制成黄色炸药。李强还打算制造手榴弹，但是因为条件不具备而只能放弃计划。他们通过其他方法，还是弄到不少手榴弹。1927年3月，经过30余小时的激战，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获得成功。李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但他在起义前试制的炸药、起爆药，以及购置的手榴弹全部派上了用场。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常熟后，他被任命为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  

    成功研制我党第一部收发报机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仅半年多的时间，北伐军就从珠江流域席卷至长江流域，从广州推进到上海、武汉等地。然而，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叛变革命，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先后实行武力“清党”和“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强从常熟秘密潜回上海，他接受罗亦农的安排，参加了党中央从上海转移至武汉的善后工作，迅速销毁文件，转移材料和枪支弹药，同敌人展开巧妙周旋，圆满完成任务后才转移到武汉。　　大革命失败使得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重损失。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全部转入秘密状态。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没有停止。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李强也开始了在中央特科4年的秘密战线工作。　　

    1927年5月，周恩来汲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在武汉建立的中央军事部下设特科，负责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以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巩固党的组织，及时掌握敌人动向，有力开展对敌斗争。11月，党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活动，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打击和破坏，周恩来正式提出建立中央特科。　　周恩来考虑到李强在准备上海工人起义时自制过黄色炸药，与各方面人士交往接触也多，便将李强调到特科。在武汉，李强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第四股（特务股）股长，主要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交给的其他特殊任务。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上海后，李强也随特科到达上海。1929年底，中央特科成立四科即交通通讯科，由李强负责，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共中央同各地党组织的电台联系。　　

    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1928年秋，周恩来把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交给李强。李强虽上过大学，但是对无线电一窍不通。国民党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也没有与此有关的中文书籍。李强颇感为难。周恩来鼓励他说：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在周恩来的信任与鼓励下，李强当即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搞无线电，又把任务交给自己，自己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　　

    李强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始了相关工作。他上过大学，数理化等基础课学习得比较扎实，英文基础也很好。李强到书店购买了不少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系统的理论自学。除了在理论上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他秘密地到上海无线电工厂偷着学习。那时的上海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李强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他慢慢摸到了门道，心里有了底。最后是制作。一般的零件在市面上能买到，但重要的部件却很难买到。李强就利用一些外国人办的洋行，在那里订货取货。如果洋行里也买不到紫铜管绕的线圈，他就只能自己做了。　　

    在购买零件的过程中，李强结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郑国年原是游轮上的一名报务员，到大华仪器公司后，专门负责为各轮船上的小型无线电台提供零配件的买卖。在他的帮助下，有时让李强安装，有时让李强修理，还提供给李强不少所需的零部件。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还教会李强如何绕线圈。当时沪东有恒路上有一家兆敦公司，是共产党员蔡叔厚开办的，专营变压器。李强设法弄来几部机床，其中有刨床、钻床、车床，并在蔡叔厚的公司里找了间屋子，自制了一些无线电零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第一批无线电台终于研制出来。但是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李强请来学习过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张沈川进行操作、检验，张沈川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和气象预报开始，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电台相互通报，结果证明李强自制的无线电台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使用。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　　

    1930年3月，为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党中央举办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并由李强具体负责，李强和张沈川担任教员。训练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学员来自各个苏区，人生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一，李强他们就采取因材施教的方针。两三个月后，学员们全部顺利结业，走上工作岗位，大都成为党内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骨干。　　

    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后，党中央决定再为各省及根据地培训一批无线电工作人员。第二期培训任务交由顾顺章和李强负责，并继续由李强和张沈川具体组织实施。根据第一期培训班的经验，李强建议仍采取分散教学，或通过开设电器商店作掩护的办法，然而顾顺章固执地坚持集中办学，一味强调有内线可通风报信。很快，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又一次办起了培训班。这一期学员有16人，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几位同志回国后也被抽调担任教学骨干，增强了师资力量。　　

    但是，李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培训班遭到破坏。12月17日，学员们正在上课，突然一批侦探、军警闯进来，经过搜查，带走了收发报机及器材，并拘捕了张沈川等20人。李强等人不在现场，因而幸免于难。这批被捕同志在监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虽被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直到1936年8月，在周恩来等人的多方营救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获释出狱，但仍有4名同志被敌人百般折磨，不幸牺牲于狱中。1991年，李强回顾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历程时，曾深情地写道：“我党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这个无形的战线上，出现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对党忠诚，机智勇敢，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今天回顾创业的艰难，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把我们的通信工作再提高一步。”　　

    建立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系　　当李强等中央特科人员在上海从事秘密地下工作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在不断发展，这就需要加强上海中共中央和各地苏区之间的联系。中共党内的联系最初主要依靠机要交通传送信件，这种方式费时费力，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间来回就需要两个月，同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这一方式极不安全，面临着极大风险。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和全国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建立无线电通讯工作就成为一件紧急迫切的事情。作为中央特科交通通讯科的负责人，李强具体指导和参与了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建立无线电通讯的工作。　　

    1929年9月底，为了防止敌人在上海的破坏，同时把香港作为中共中央与江西等苏区电台联系的中转站，中央派李强到香港建立电台。在香港安装电台要比在上海安全，一方面是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对无线电通讯的管理不像国民党控制那么严；另一方面是香港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1929年，李强先后两次前往香港，亲自建立起党在香港的电台。1930年10月，香港电台遭到破坏，尽管只工作了不到一年，但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31年春，为了建立上海和中央苏区的联络，周恩来、李强等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3人带着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经过努力，最终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的直接联系建立起来。以往两个多月才能互通一次信件，而利用电报十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　　

    在特科工作期间，李强除了自制出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建立和维护同各地党组织电讯联系外，还参与了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等秘密工作。　　

    发明“李强公式”

    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是异常复杂艰险的，“福利电器公司事件”后不久，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中央在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顾顺章一举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图谋被挫败，但险恶的局势使党的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李强虽然也迅速搬家转移，但周恩来还是考虑到李强与顾顺章之间接触较多，存在着一定程度暴露的风险，很难在上海继续长期隐蔽下去，遂决定派遣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李强接受党组织安排经天津等地前往苏联，结束了在中央特科的工作。4年的特科工作，让李强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为建立和推动党的无线电通讯等事业起到了奠基性作用。李强在回顾中央特科工作时指出：“中央特科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几年，但是它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上所建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应当载入史册。”　　

    李强抵达苏联莫斯科后，直奔共产国际所在地。李立三到共产国际来接李强并安顿到自己的住处，还给李强留下一些卢布作生活费。但此时的李立三因“左”倾冒险错误正受到批判，很难为李强安排具体工作。1931年11月，王明从国内抵达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别有用心地散布李强与顾顺章关系密切，对李强不可信任，不能让他上莫斯科东方大学。此后，李强被派到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院工作。在苏联期间，李强也曾担任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教员，讲授数学、物理和无线电基本原理。　　

    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研究院工作期间，李强下决心研究无线电理论。当时，他看到一份杂志上关于美国制造菱形天线的报道，只有实验结果而没有理论分析。李强是研究基础科学的，对于数学有特殊的爱好，于是就想用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天线理论，论证在菱形天线里电子、电磁波怎样集中到一起。李强一点一点地运算、推导、分析，研究了一年多的时间，用英文写成《发信菱形天线》一文，交给研究院后，苏联方面对这一成果非常重视。1935年，该文被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通信技术出版局出版的《天线之电气计算》汇刊上。鉴于李强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苏联通信科学研究院把他从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称他为无线电专家。李强的论证方法，也从此被人称为“李强公式”。　　

    新中国成立时，《发信菱形天线》一文已发表十几年，其间世界各国无线电技术虽突飞猛进，但是菱形天线与德律风根式天线仍为远距离越洋短波通讯中主要的、最有效的两种发射天线。1950年，李强的论文在《电信建设》专刊上重新发表，并被授予“范旭东纪念荣誉奖章”。1955年，李强因在无线电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而此时他已经担任新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他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经贸战场……　　

    李强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对党和人民忠诚奉献，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创新，顽强奋斗坚持到底，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1994年，已是耄耋老人的李强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讲道：“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我无愧无悔，因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

  

李时雨：敌营搏斗十五年 刀光剑影无形战

  

  

     1949年4月，安全回到北平后的共产党员李时雨，第一次穿上人民解放军军装，回望15年来在隐蔽战线与敌殊死搏斗，最终圆满完成潜伏任务，抑制不住胜利的豪情写下一首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26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地下党员林枫的帮助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7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改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种活动。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经同窗好友、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学孟介绍，并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李时雨于1936年2月潜入西安“剿总”，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开启了隐蔽战线斗争生涯。

      巧妙运送电台，智救同志出狱

    在西安“剿总”，李时雨主要负责了解东北军情况，宣传打回老家、收复东北等抗日救国思想，必要时策动他们跟着我党走。1937年初，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开始奉命东调,李时雨被党组织调往华北局社会部，安插在天津从事情报工作，接受共产党员何松亭的直接领导和单线联系。

　　1939年初，何松亭给李时雨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从租界地向外运送电台机件和马达；二是营救冯骥同志出狱。当时，电台作为重要军事物资被严格禁运，天津党组织便从英法租界外国人开设的电料行采购相关机件，再等待时机运往河北的转运站。由于李时雨家住英租界，又从伪法院搞到了一张日本特务机关的“派司”（即通行证），出入租界极为便利，党组织便决定由他把这批物资运出去，并将3箱机件中的2箱先送到他的家中。起初，李时雨计划由妻子孙静云伪装成新娘，佯装春节串亲戚乘车把箱子带出去，但后来考虑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国桥”日军检查站军警宪异常凶恶，不但严格搜查而且屡次打伤打死过往的中国人，遂放弃这个计划。考虑良久，他借口进租界办事从伪法院要出一辆小汽车，将箱子藏在后备厢中，在路过日军检查口时若无其事地将“派司”伸出车窗，顺利通过日本岗哨，最终安全运抵伪法院的办公室。当转运第3个箱子时，李时雨已不能从伪法院要出小汽车了，于是他决定冒险，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向外运送机件，通过“法国桥”时一手提箱子，一手举“派司”，故意挺直腰板装作轻松，让日军以为箱子不重，就这样夹在人群中混了过去。最终，这些电台机件和马达顺利交付我党在河北的转运站。　　

    冯骥是天津沦陷时被捕的我党人员。当时在日伪统治区，只要沾上共产党、八路军的案子，重则死刑，轻则重判，营救难度很大。面对这个棘手的任务，李时雨精心设计了一套营救方案。首先，利用自己已经转任汪伪天津市高等法院书记官长，有检查书记官工作的权力，调阅了冯骥的卷宗，乘机抽出全部材料带回家中付之一炬。姓康的书记官发现卷宗丢失后，焦急地向李时雨汇报，李时雨先是责备一番，又暗示他说可能在日军轰炸时被毁了。原来日军攻占天津时，法院被敌机轰炸并烧毁了部分档案，康书记官听后因为害怕被追责连忙应允下来。接着，李时雨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到看守所单独与冯骥面谈。最后，冯骥被判无罪而重获自由。

    博取陈公博信任，传递汪伪最高机密

    1939年，公开投敌叛国的汪精卫之流，开始策划建立汪伪国民政府。为了使其汉奸政权披上国民党正统的外衣，遂筹备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伪国民党“六大”），并派人四处东拉西拽会议代表，国民党改组派分子朱晶华负责拼凑平津“选区”的北方代表团，在天津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时雨，几次倾谈二人成为好友。朱晶华见李时雨年轻有为又是东北同乡，便主动提出帮助其伪造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伪国民党“六大”，甚至向李时雨交底，自己也是受国民政府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汪精卫集团内部做情报工作，希望李时雨能跟着自己一块儿干。

　　李时雨随即向何松亭作了汇报，党组织决定让他假扮国民党北方代表团代表，参加伪国民党“六大”并搜集相关重要情报。李时雨认真记录，回到天津后整理出详细材料向北方局社会部汇报，使党中央迅速掌握了汪伪集团投敌卖国的第一手情报。12月，汪伪国民党改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党部，李时雨被任命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翌年1月再次南下受到汪精卫接见。

　　有了伪国民党“六大”代表和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委的身份，加之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和法院工作的经历，汪伪政府成立后，李时雨很快被任命为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开始接近汪伪集团高层。汪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多次对李时雨进行考察，认为这个年轻人法学功底深厚，成熟稳重，有礼不卑，于是将他作为亲信重点培养。1941年至1944年，陈公博兼任汪伪上海市市长期间，李时雨担任了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司法处长、军法处长以及上海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授少将军衔。他凭借职务掩护巧妙地在陈公博这个汪伪集团二号人物身边周旋，利用与其经常谈论工作的机会，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同时得到陈公博秘书莫国康的信任，以至于莫国康吩咐手下将陈公博每天翻看的文件和报纸等各种材料都交给李时雨一份，而这些是李时雨平时难以接触到的，无形中开辟了一条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1941年秋，由于陈公博多次表露出希望笼络上海的中立知识分子，把他们吸引到“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中来，于是李时雨和属于潘汉年系统的孟述先一起策划，打算举办一个综合性的社科刊物，拉拢这些文人发表文章，同时安插一些人以此为掩护搜集情报。这件事由于迎合了陈公博的心思而得到其首肯，不但兴致勃勃地给杂志取名《先导》，而且在经费上全力支持。经过一番筹备，《先导》杂志社于1942年5月成立，李时雨挂名社长，共产党员倪幼斋负责具体事务，办公场所设在上海大西路153号李时雨家的二楼，金若望、乔黎青等我党人员先后被安插进来。由于杂志社具有陈公博的背景，而社长李时雨又是保安司令部的人，因此这个刊物一度被人们认为很有后台，警察特务无人敢碰，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搜集、处理和传递情报的安全据点。

    筹划伪军警起义，配合解放上海

　　1945年初，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穷途末路，我党开始筹划收复上海、南京，要求地下情报人员搜集相关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帮会组织情况，特别是摸清敌伪军警实力配备。为了方便工作，党组织将李时雨夫妻二人的组织关系从北方局社会部转接到华中局情报部，于毅夫直接领导。随着李时雨的秘密工作关系网不断扩大，有关京沪杭一带日伪当局的大量情报需要及时传递到苏北的华中局和新四军，每次都是李时雨将情报写好交给孙静云，再由她将整块肥皂挖空，把情报塞在中间修补完整并打好新的包装，于毅夫则充当交通员的角色，往返于上海和苏北之间。

　　日本投降前夕，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策反伪军警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并派遣情报部负责人张执一潜入上海直接领导李时雨从事兵运工作。行动前，张执一反复叮嘱：“在陈公博的眼皮底下策反伪军警，应当谨慎行事，稍一马虎，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李时雨深知其中危险，但解放上海是他的夙愿，于是马上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开始拟定并实施策反计划。

　　当时，汪伪上海保安总队有3个团和1个教导团，经过慎重考虑，李时雨认为第一团团长刘铁城、教导团政训主任李国章和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孙耀东与自己私交不错，且具有投诚的可能性。他加紧了与三人的接触，经常与他们谈论国内外形势，揭露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是彻头彻尾的卖国，并晓以当汉奸卖国贼的利害关系，在思想上给这些人极大触动。1945年4月，新四军发动阜宁战役，击溃汪伪第五军王清翰部，攻占阜宁及其周边26个市镇，俘虏副师长以下2500余人。李时雨决定抓住这次战役对汪伪人员心理上的震撼，向刘铁城等人摊牌，三人都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新四军发动起义，夺取上海为人民立功。

　　随后，李时雨以加强上海市治安为由，将刘铁城团调至上海近郊董家渡一带布防，准备将来以该团为主力，加上其他几个团的大队一起通电起义，起义后改编为1个师，刘铁城任师长，李时雨任政委，李国章任政治部主任，孙耀东负责后勤。紧接着李时雨和张执一秘密视察了刘铁城团，进一步商定了改编后的事宜，等待党组织的下一步调遣。正当起义稳步推进时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军主力在美国帮助下乘飞机军舰迅速抢占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我军失去了先机。

狱中表演双簧戏，营救杨靖宇“之弟”

　　1944年11月，赴日本就医的汪精卫不治身亡，陈公博成为汪伪国民党主席、汪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汪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上任不久，就将原先陈公博的亲信几乎全部调离上海，但留下了精明能干的李时雨，继续担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此时，李时雨的大学同学，我党地下工作者范纪曼找到他，请他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营救李一鸣和杨树田2名同志。李时雨思索之后，认为在目前日伪军撤退，国民政府尚未完全接管上海的真空状态下，只要周密行事完全有可能营救成功。二人精心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由范纪曼假扮“天上飞下来的”重庆国民党少将军官，在李时雨的陪同下去监狱要人。该监狱的典狱长沈冠三早就与李时雨熟识，是个既喜欢走上层路线又胆小怕事的人物，于是演好这出双簧戏就成为营救行动成功的关键。

　　当天，二人乘坐李时雨的汽车来到提篮桥监狱，见到沈冠三后李时雨便煞有其事地介绍：“这是重庆国民党中央军令部的高参，专门来上海提取在押人员李一鸣和杨树田，我是来协同办理具体事宜的。”沈冠三听后诚惶诚恐，立即让手下去核查，不一会儿得到回复，这两人因为上海日军司令部查办的苏联间谍案而被关押，其中一人已被日军提走，现在关押的是杨树田，于是李时雨和范纪曼便要求带走此人。沈冠三虽不敢质疑，却提出要查看提人的手续，否则日后对上级不好交代。范纪曼假装发火，大声斥责：“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抓了我们的人，你还要什么收条！你们这些汉奸，还想帮日本人吗？”沈冠三仍然唯唯诺诺地嘟囔着：“是，好，我遵命！可是，没有相关手续，将来上面查起来我不好交代。”李时雨见状马上出来打圆场：“我给你打个提人的收条吧，将来有什么事你好交代。”最终，沈冠三和一众监狱官员将三人送出了监狱大门。

　　事后，李时雨思索这件事存在纰漏，国民党接收上海后曾下令共产党政治犯一个也不准释放，如果将来追究，会给自己带来不小的威胁。于是他精心编造了一套说辞，随时准备应付国民党方面追查，直到一年多后无人问津，那颗悬着的心才逐渐放下。后来，范纪曼从自己人那里了解到杨树田的身份并告诉李时雨，杨树田曾任我党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磐石游击队政委，当时化名杨君武，1932年负伤后满洲省委派杨靖宇接替其职务，当时为了稳定人心，杨靖宇谎称自己是杨君武的大哥，此后杨树田在很多场合也自称是杨靖宇之弟，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情报系统工作，不幸被日本人逮捕。听到这些，李时雨也为自己营救了杨树田这样的同志而感到欣慰。

成功潜入军统，狱中坚守信念

　　日本投降不久，李时雨的潜伏生涯再次遇到重要转机。正当组织上考虑是让他撤回解放区还是继续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时，一位昔日熟识的律师余祥琴找上门说，他是军统上海沪郊指挥站负责人，希望李时雨留下和他一起干，最好再能拉一些伪军警替他工作，而他可以帮助李时雨混入军统。当李时雨表示怀疑时，余祥琴进一步解释，现在军统拉汪伪人员入伙比较普遍，沪郊指挥站曾经报了些吃空饷的假名，可以给你顶替一个，很少有人认真审查。谨慎的李时雨没有当面应允，而是迅速向张执一请示，过几天得到党组织答复，让他将计就计打入军统开展工作。当余祥琴第二次找来时，李时雨表示同意，就这样李时雨又成功打入军统，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

　　上海在国民党军完全进驻之前由军统把持军政大权，包括对汪伪军的收编，李时雨则利用工作便利获取大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机密，再由孙静云转交张执一。有时遇到军统侦破我党地下组织，监视跟踪抓捕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他也随机应变挺身而出营救。一次，一个特务报告我地下党将在上海路一小巷52号中召开秘密会议，时间是晚10点，李时雨听后立即装模作样布置行动，向一众特务下达了晚8点在办公室集合展开抓捕的命令，又紧急派孙静云通知有关同志取消这次会议。等到10点钟，特务们一拥而入冲进52号的屋内，根本不见一个人影。

　　1946年，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因为与余祥琴矛盾很深，便逐个排查其身边人，逐渐发现李时雨的弟弟和妻子在日军占领时期，曾经因共产党抗日嫌疑而被捕过，而余祥琴的档案中也没有派遣李时雨打入汪伪中央的相关记录，遂将其逮捕关押在上海南市的军统看守所。在这里，军统特务对李时雨进行残酷逼供，用“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拷打了两天两夜，但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李时雨始终矢口否认，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甚至破口大骂：“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特务们见硬的不行就耍阴谋诡计，指使人员假扮共党嫌疑犯与李时雨套近乎，但这欺骗不了老练的李时雨，他反而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与特务巧妙周旋，时不时给对方来一次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就这样折腾了3个多月，军统特务查不出任何李时雨是共产党的线索，只好将其投入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由于军统对共产党案件穷凶极恶，最终指使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李时雨7年6个月有期徒刑。其间，党组织和同志们多次营救而未果，但狱中的李时雨受到莫大鼓舞，始终抱定革命和人民必胜的信念，在狱中等待回归党组织怀抱的一天。1949年2月，李时雨最终走出囚笼。

接受新的任务，胜利返回北平

　　出狱不久，李时雨按照约定在报刊上登载了自己的名字，党组织派人找到他，张执一给他下达了新的工作指示：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宣传我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劝阻工商业者撤走资金、机器等生产资料，同时策反国民党军政警人员投诚，或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保护好公共资产和卷宗档案，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接到这个指示后，李时雨意识到上海就要解放了，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对敌斗争，于是找到上海工商界故友黄雨斋为自己找一份工作，对方遂安排他为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李时雨在新的岗位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任务之中。

　　此时的上海，穷途末路的军统特务正在疯狂缉拿共产党人，军统特务毛森也派人对李时雨盯梢，有几次费了很大工夫才摆脱跟踪。张执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李时雨立即撤出上海，经香港赴北平，并在第二天安排他搭乘飞机前往香港。在香港，我党驻香港办事处万景光同志与李时雨接上关系，在他动身赴北平前，将一本线装书郑重交给李时雨，叮嘱他到北平后转交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了北平，李时雨在中南海受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接见，当他把这本书亲手交给对方时，也完成了解放前夕最后一次送交情报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工作在中央党政机关及统战部门，后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87年，离休后的李时雨、孙静云夫妇将自己毕生大部分积蓄捐给家乡黑龙江省巴彦县，成立李时雨奖学基金会，激励家乡的莘莘学子刻苦求学、报效祖国。